五月初的吉林长春，比我想象的要更热许多，是一种带着人气儿的热烈。对于这次论坛，我是抱有期待的，期待一直以来的困惑得到一个合理合情的解答。
离开的时候，我的书包里背着思源的小伙伴们送的花，书签，本子，还有大会的议程和胸卡，卡上印着大会的主题“时代使命与青年担当”，下面还有我的名字。由于直飞的机票数量有限，我们在威海经停后才飞往上海，机坪上挂着标语“听党指挥，能打胜仗。”心情愈发复杂……论坛之后，我更困惑了，也许在困惑里多了一点夹杂着怀疑的希望。
我听到了前辈们分享的诸多故事：
在一次38军直升机军团团长为清华学生做报告时，一位学生向团长提问：
“美国的武装直升机打击半径是多少？”
“5公里。”
“我军的直升机武装射击打击半径是多少？”
“3公里。”
“5公里到3公里之间怎么办？”
“我们只能苦练杀敌本领，躲过这死亡的2公里。”
杨振斌书记总结：
“如果我们搞理工科的同学不去解决这两公里，就意味着你们的同龄人要冒着生命危险躲过这两公里。所以我说，宁可我们用汗水来换战士们的生命，不能让我们同龄人的战友用鲜血来换我们的生命。这是我们作为同龄人中接受到更好的教育的人应当承担的责任。我们应该带领同龄人，保护同龄人，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要用汗水保护我们的战士，不能让战士用鲜血保护我们。”
我听到祖国儿女清华英烈纪念碑上有《无问西东》中沈光耀的原型沈崇诲，他作为富家子弟毅然加入国民革命军空军，27岁时驾机撞沉日舰出云号牺牲于沙场。我听到老师们说黄埔军校的牌坊上刻着对联“升官发财请走别路，贪生怕死莫入此门”；听到黄埔军校的校训“两不两爱”——“不要钱不要命，爱国家爱百姓”。
联想到不久前五四一百周年时，宣传口铺天盖地举起“爱国情怀”、“革命精神”的伟大旗帜，吹响奋斗和进步的爱国号角，不禁有些疑惑，五四先贤举起的“德”先生和“赛”先生的旗帜怎么就变成了爱国与革命。我不喜欢“革命”这个词，因为它总能让我联想到“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的血腥场面，它内涵了一种侵略性，暗含着发起武装暴力冲突的本质，并且将拥有人的灵魂放在了对立面。也许英文的对应词汇“revolution”听起来更温和一些，我愿意把它翻译为“改革”。
青年人是容易抱有改革理想的，大家对青年也是抱有期待的。就像导师们说的：“我看到你们，就觉得未来充满了希望。”然而这样的希望里却有着种种让我疑惑的矛盾。我们一边歌颂着革命烈士铁血丹心至死不渝的铮铮傲骨，一边提防着青年人上至静坐游行下至微博微信中为人维权发声的积极尝试；一边希望大家关注社会公益，保有公共参与的积极性，一边大量公众号被团灭，把女权标注成了敏感话题……从媒体的口径到电视上街上的爱国标语，我常常觉得有些理想主义和激进主义的味道。让人不解的是，当局对于青年人的理想主义和激进主义却又十分忌惮。
有人说，我们的民主改革不是“法国大革命”的路子，至少应该走“苏格兰启蒙”，渐进改良的道路。然而当代中国没有“积极自由”的土壤，更别提毫无保障可言的“免于他人干涉的自由”了。自新民主主义革命之后，在国家和个人的秩序之间就没有社会的空间。如果将市场的部分与社会的部分联系起来，与《盐铁论》里所谈的市场类似，社会中市场空间中不服务于国家的部分，其自由度也是值得怀疑的，因此市场改革与民主改革本质上是割裂的，这也意味着自由保守主义者最后阵地的崩塌。
留给青年的选择实在不多了，就像陈纯说的：“将‘事物是变化发展的’作为主导思想，那说明根本没什么主导思想”。马克思主义被解读得模糊不清，民族主义与全球化大势相悖。胡适在《自由主义是什么?》一文中说：“自由主义的第一个意义是自由，第二个意义是民主，第三个意义是容忍反对党，第四个意义是和平的渐进的改革。”，这样的自由主义依然遭到反对，自由保守主义已然没落，宗教力量受到打压……没有什么是安全的。悲观地看，社畜似乎是不错的选择，与公共事务保持距离，用一种卑微的姿态力求独善其身。学院里的奖学金、优秀毕业生名额都报不满，班级活动大家也常常请假。我们警惕名誉，警惕立场，同时疏远了集体、社会和人民。甚至在这里，我连使用”人民“这个词汇都感到有些为难。或许我想说的是”人“，或者“百姓”。或者可以采取更积极一点的态度，带着精致利己主义者的面具用各种政治正确的话武装自己，用大白话说，就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在周游之间也就忘了那些未能被声张的正义，那些刻意忽视掉的不公。我身边的许多人也或主动或被动地选择了两种方案中的一种。
在speed mentoring的环节，老师为我提供了另一种方案，他说：“在维和部队中为正义而战，在海外进行纯数学领域的理论研究，进行细胞凋亡机制的研究，我们的这些校友似乎对国家没有什么实质的帮助，但是他们为全人类做出了贡献。”正义的概念在国内是有限定语的，海外科研避开了对于公共领域的思索，我想这个答案大概是用着眼于人类的个人奋斗替代了青年对家国使命的探索和担当。当然，它不失为较优的选择。
我明白现在环境的必然性，如托克维尔说，革命实际上并不是发生在受压最紧的时候，而是发生在原来压得很紧，然后逐渐放松的时候…..因而我们大概不能放松。也明白大环境的和平稳定是个体自由和实现理想的保障。然而我还是担心，为理想的荒原担心，因为“所有被压抑的都会造成罪恶感”。这样的压抑里，“高尚、大气、自信、辩证” 青年们，哪一个都谈不上。
抹上了一身的泥巴，
以为能消失在山上，
却像个智障一样，
栽倒在柏油路上。
Eileen
2019.5.13
